海南雕塑

中国雕塑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但一向为人所忽略，即便好古之士，间或兼谈金石，也以书法为主。梁思成认为，“艺术之始，雕塑为先”[17]，原始先民凿石为器以谋生。他认为中国学者对雕塑不够重视。他的《中国雕塑史》以东北大学讲义为基础而撰，大量参考了瑞典学者喜龙仁的《中国雕塑——从五世纪到十四世纪》三卷本。作为最早对中国艺术史进行系统研究的西方学者之一，喜龙仁根据自己的长期观察、拍摄与研究并结合文献资料，将14世纪中叶以前中国雕塑的历史沿革和风格演变，归纳总结为四个时期：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分裂初期，即公元 3 世纪初到 4 世纪末为“古拙时期”；北周至隋，即公元 4 世纪末到7世纪初为“过渡时期”；初唐至玄宗初年，即公元7世纪初至 8世纪中叶为“成熟时期”；玄宗后期至元、明初，即公元8世纪下半叶至 14 世纪中叶以前为“衰微及复兴时期”。梁思成在分期上虽略有差异，但在艺术史研究方法上对喜龙仁借鉴颇多。

梁思成认为，上古时代，祭祀需要，帝舜“作五瑞玉器，多以圭璧”，尧舜时代玉器就已很发达了。夏之时，铜器铸造术趋于精湛，出现了“浅刻”，器物上装饰花纹多见，如“雷纹”。[18]殷商时期，工艺渐繁，有“六府六工”的制作工艺。塑像有晋卫之人镌石铸金的师延像。[19]周朝文物制度俱备，孔子所谓郁文从周，《周礼》记载不少器物。周代铜器深刻、浅刻并用，深刻部分多为夔或饕餮，浅刻部分为雷纹。玉器则是周代礼节的必需品，所谓“君子比德于玉”。至战国重玉之风更甚。周代雕刻师中有鲁班，为绝世妙手。秦朝有阿房宫和始皇陵墓、兵马俑的雕刻。汉至六朝受佛教影响且承平盛世，雕塑遗物较多，汉代以墓室碑阙为最要。陵墓表饰，有石人、石兽、神道、石柱等。霍去病墓石马及碑至今犹存，马身宏大，上部整雕，下部浮雕。汉和帝时健驮罗古建筑中出现佛像雕刻，是中国造像的开始，受到希腊影响。之后中国受健驮罗艺术影响甚深，健驮罗佛像传世者甚多。[20]三国时期雕塑极不发达，晋代佛像自西域传来，造像也很盛行。晋太和元年沙门乐僔凿石为窟，到唐代圣历间有窟千余龛，也称千佛岩。南北朝佛教盛行，萧梁诸墓刻石兽，刚劲有力，喜龙仁的著述里有详细的说明。[21]特别是汉狮梁狮，形体迥异于真狮，纯属理想状态。此时期有被尊为中国雕塑高峰之一的 “二戴像制”的东晋戴安道、戴颙父子，制作了许多佛像作品，可惜没有保存下来。两晋南北朝时期，佛寺石窟画师荟萃，画家参与了佛像范本的创制，如卫协、顾恺之、张僧繇等。这个时期的雕塑与绘画互相吸收融合，对同时代及后世的雕塑影响很大。

中国雕塑史第 一次大放光彩是大同云冈石窟的建造。“开窟五所，镌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万代”。[22]云冈石窟的雕刻，源头在印度，但引入中国后融合了汉民族的传统样式，规模大，技艺精。具体而言，云冈佛像可分两派，即印度派（南派）和中国派（北派）。南派袈裟随身皱褶细密，北派富于力量，衣褶平柔而直垂。面貌上南派平板无精神，北派以筒形之面与发冠，细弯之眉目显示庄严慈悲之精神，富有精神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始龙门石窟之凿造。至隋唐龛窟造像无数，是中国古代雕塑的一大渊薮。除佛教塑像外，元魏道教盛行，遗留有不少道教像，风格与佛像类似。北齐北周之雕刻，是元魏与隋唐的过渡期，风格上也追求折中。另外，在山东神通寺、龙门莲花洞、巩县石窟寺都有摩崖造像。北周造像以陕西为多。美国波士顿所藏观音像尤为精致。观音菩萨立于莲花上，四狮子蹲守四隅拱卫。菩萨左手执莲蓬，右手下垂，持物已毁。衣褶流畅，肩披袈裟自两旁垂下。神情柔中带刚，艺术价值甚高。[23]

隋代是中国宗教雕刻的黄金时代。[24]品类杂，精品多，石窟雕刻也多。如云门山佛像，雕工成熟，“可称隋代最精作品”。[25]佛像在摩崖上作龛供养，加上自然界的日光阴影，更增其美。此外铸铜术在隋代也十分兴盛。在西安有开皇十三年造像，保存较好。[26]总而言之，隋代雕塑更为立体，更加注重物体本身的自然形态，同时又谨守传统程式。

唐代在雕塑史上可书之事，一是唐太宗时不但有佛道教，景教也于此时传入。《大唐西域记》载玄奘印度归来后，带来印度七佛像，是佛教造像的标准，对敦煌壁画也有影响。二是《历代名画记》载有韩伯通为高宗塑真容。另有吴智敏、宋法智两名匠皆擅肖像。三是武后之世，在美术上尤倡佛像雕刻，不遗余力，造像精品犹多。如龙门天龙山诸石室及长安寺院中的造像，十分精美。西安则是唐造像极多的都城，最古造像有贞观十三年（639）马周造像，宝庆寺有浅刻，有菩萨、比丘等造像，是初唐时期雕刻的代表作品。长安香积寺塔原有天王像最为杰构。四是高宗及武后年间的龙门作品，龙门诸像中最壮丽的是奉先寺的佛像，纵横12丈，上下140尺，“七百余载……唯此为最”。[27]此外有山东云门山及神通寺窟崖造像、四川广元县千佛崖、敦煌千佛岩造像及泥塑像等。五是玄宗之世，为中国美术史上的黄金时代，道子之画、惠之之塑，都是精品。梁思成认为玄宗之世佛像与之前不同，之前是弥勒佛、释迦牟尼佛较多，玄宗之时，创作以十一面观音、千手观音居多，造像姿势上也有变化，不再正面直立，出现行动之姿势、自由之情感。晚唐后则雕塑遗物较少。宋代观音像姿态日益秀丽，变成和蔼可亲的女性形象。佛教雕塑到了宋代明显转化为世俗题材和写实风格。有开凿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大足石窟136窟八菩萨像、129窟数珠观音，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的侍女像等。元代兴起一种新的佛教造像形式——“梵式” 造像。《元代画塑记》中，曾把佛、道像和金刚、神鬼、罗汉、圣僧像列于画工十三科之先。元代对于佛、道雕塑造像虽然很重视，但佛教的龛窟造像到元代已接近尾声。世俗化特征在明代的佛像雕塑中更加显著。罗汉像占据此时佛像造像最重要地位。清代寺庙中的佛道教造像总体来说不具备秦汉、盛唐的气韵，富于装饰性和世俗性。

民国时期，有关雕塑的文章刊登最早的一篇为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期上的《壮年易卜生造像》。20世纪20年代为民国雕塑研究的勃发期，出现各类介绍雕塑的刊物，如《美育杂志》《学艺》《美展》《艺术界周刊》等艺术类报刊，《图画时报》《良友》《晨报星期画报》《时报图画周刊》等画报，以及《东方杂志》《妇女杂志（上海）》《小说月报》《北京大学日刊》等综合性报刊。[28]中国传统雕塑的关注点主要聚焦佛教雕塑；中国现代雕塑有新兴雕塑家的介绍，如张充仁、李金发、江小鹣、张辰伯；对西方雕塑的介绍以近现代雕塑为主，如大量介绍罗丹的作品，也兼及古代雕塑如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西式美术教育引进，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借鉴西方雕塑的造型语言才能发展中国雕塑。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雕塑研究的鼎盛期，刊发文章数量达到顶峰，中国涌现了更多新兴的雕塑艺术家，有刘开渠、张充仁、郑可、滕白等。李金发《林风眠像》入选法国沙龙展，这是中国人的雕塑作品第 一次入选巴黎美展。40年代还有代表性的公共纪念性雕塑作品，如江小鹣的《孙中山像》《陈其美像》《黄兴像》《蒋介石像》等；李金发的《南京戏院浮雕》《伍廷芳铜像》《邓仲元将军像》等；刘开渠的《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王铭章将军骑马铜像》《无名英雄像》等。王临乙的代表作品有《大禹治水》《孔子像》《台湾光复纪念碑设计》《圣方济各感受五伤图》等。此外一些理论文章为中国雕塑的现代化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林风眠1936 年发表《中国雕刻向何处去》的评论，带有总结性的特点，指出将汉唐以来中国的方法与新近从西洋输入的方法相结合的雕刻艺术，是雕塑的未来。此外各刊物还刊发了雕塑教学方面的系列文章。20世纪40年代因抗战需要，刊发抗战题材的雕塑成为重点。

20世纪下半叶，中国雕塑史值得书写的关键事件有“85新潮”雕塑艺术的革新。“85新潮”注重当代雕塑艺术的形式革命。张燕指出，当代雕塑艺术受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其诉求是对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政治问题进行批判，以体现人文关怀。[29]“85新潮”具有激进的反传统观念，抽象雕塑崛起。此外，雕塑史、雕塑批评与理论建构上，现当代中国雕塑史的著述，比较突出的有梁思成的《中国雕塑史》、王子云的《中国雕塑艺术史》、汝信主编的《中国雕塑》、王朝闻的《雕塑美学》、贺西林的《寄意神工——古代雕塑》等。海外除喜龙仁之外，还有日本大村西崖的《东洋镜——中国雕塑史》等。